【講武堂】

9月3日，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8周年紀念日。抗日戰爭是關系中華民族復興命運的民族解放戰爭和民族革命戰爭。中國共產黨從理論到實踐系統地解決了這場民族革命戰爭的對象、主體、道路和前途等四個關鍵的基本問題，為中國抗日戰爭勝利作出歷史性貢獻，發揮了中流砥柱作用。

1、始終將抗日作為主要歷史任務，站在抗日最前線

毛澤東指出：“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九一八”事變后，中國社會主要矛盾逐步演變為民族矛盾第一、階級矛盾第二，驅逐日軍以爭取民族獨立成為中華民族的首要任務。因此，明確和鎖定抗日這個主要任務并領導團結各階級抗日，是中國抗戰領導者爭取抗日戰爭勝利的首要條件。

在局部抗戰階段，中國共產黨率先高舉抗日旗幟并開展抗戰，倡導、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初步形成。中國共產黨通過系列宣言、通電、決議等，重點做了如下工作：一是闡明日本侵華旨在“使中國完全變成它的殖民地”“我國家、我民族已處在千鈞一發的生死關頭，抗日則生，不抗日則死，抗日救國，已成為每個同胞的神圣天職！”二是揭露蔣介石國民黨不抵抗政策和賣國行徑，號召推翻國民黨統治，掃除抗日民族革命戰爭的障礙；三是率先高舉抗日大旗，明確抗日主張，謀劃抗日方略，領導東北人民抗日斗爭，歷經抗日反蔣、逼蔣抗日、聯蔣抗日的政策演進，促成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和國共合作抗日局面初步形成。

在全面抗戰戰略防御階段，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軍隊根據自己的特點配合國民黨軍作戰，開展游擊戰，創建抗日根據地。“七七”事變后，八路軍、新四軍以“不把日本強盜趕出中國，不把漢奸完全肅清，誓不回家”的決心開赴抗日前線作戰。八路軍初期配合國民黨軍保衛忻口、太原，取得平型關、陽明堡等戰斗的勝利；太原淪陷后，國民黨軍紛紛潰逃，中國共產黨提出“與華北人民共存亡”的口號，挺進華北日本占領區開展抗日游擊戰爭，創建晉察冀、晉西北、晉冀豫等抗日根據地。到1938年10月，八路軍、新四軍總兵力由改編初期5.6萬余人發展到18萬余人。敵后抗日根據地的建立、敵后抗日武裝的壯大和敵后抗日游擊戰爭的開展，牽制了日軍，配合了正面戰場，為持久抗戰提供了重要基礎。

進入全面抗戰戰略相持階段后，中國共產黨采取有效措施維護團結抗戰局面，堅持敵后艱苦抗戰，人民軍隊成為抗日的中堅力量。國民黨在重申堅持持久抗戰的同時，實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針對時局，1939年7月，中共中央紀念抗戰兩周年時提出“堅持抗戰到底——反對中途妥協！鞏固國內團結——反對內部分裂！力求全國進步——反對向后倒退！”三大口號，堅決揭露打擊汪精衛集團的叛國投降活動，繼續爭取同蔣介石集團合作抗日。為此，中國共產黨圍繞抗日貫徹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的策略總方針，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維護團結抗戰局面。同時，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游擊戰成為主要的對日作戰方式，抗擊著約60%的侵華日軍和95%的偽軍，敵后戰場成為抗日的主戰場。1944年春，八路軍、新四軍、華南人民抗日游擊隊普遍發起對日、偽軍的局部反攻，恢復原有根據地；1945年8月，黨領導軍隊對日大反攻，收復大量淪陷區。

2、采取有效措施發動、組織和武裝群眾，掀起全民族抗戰浪潮

中華民族抗日戰爭主體包括領導者及其領導的一切抗日力量。在中日經濟技術水平懸殊的背景下，只有動員全民族抗戰，才能彌補中國軍隊技術裝備等不足。因此，能否將全民族作為抗日戰爭的主體且能否動員組織民眾實現全民族抗戰，是能否領導抗日戰爭取得勝利的關鍵。

為領導全民族抗戰，中國共產黨把自己鍛造成兩個“先鋒隊”和全民族抗戰的領導者。1937年10月，毛澤東在《論魯迅》中明確：“我們現在需要造就一大批為民族解放而斗爭到底的先鋒隊，要他們去領導群眾，組織群眾，來完成這歷史的任務。……我們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同時又是最徹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鋒隊。”1939年10月，毛澤東提出黨的建設偉大工程，即“建設一個全國范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化的中國共產黨”。全黨經過努力把黨建設成一支團結統一、紀律嚴明、英勇善戰的兩個“先鋒隊”。抗戰期間，中國共產黨始終站在工人階級、中國最大多數人民和全民族的利益的立場，推動實現和維護全民族抗戰，成為全民族抗戰的倡議者、動員者、組織者、模范實踐者和領導者。

中國共產黨主張全面抗戰路線，實行全民族抗戰。九一八事變后，中國共產黨提出“只有廣大群眾的革命鐵拳，才能制止帝國主義的暴行，驅逐帝國主義滾出中國！”瓦窯堡會議明確：“我們的任務，是在不但要團結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團結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國人民有力出力，有錢出錢，有槍出槍，有知識出知識，不使一個愛國的中國人不參加到反日的戰線上去。這就是黨的最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線策略的總路線。”1937年8月下旬，洛川會議強調：“今天爭取抗戰勝利的中心關鍵，在使已發動的抗戰發展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只有這種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才能使抗戰得到最后的勝利。”1937年9月下旬，經過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的共同努力，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為團結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城市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和英美派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等進行全民族抗戰提供了政治基礎。

抗戰期間，在抗日根據地，中國共產黨通過領導制定和組織實施有效的政治、經濟、文化政策滿足工人、兵士、貧民、知識分子等改良生活待遇的要求，實施軍民結合的武裝力量體制和戰術，通過黨團員和官兵模范帶頭抗日，帶動各行各業人員轟轟烈烈開展抗日救亡行動。在國統區大后方，共產黨積極開展抗日民主運動和抗戰文化工作，激發大后方人民團結抗戰。中國共產黨推進全民族抗戰的模范實踐，贏得廣大人民的認同。中國共產黨也因肩負起抗日的歷史使命而得到發展。到1945年中共七大召開時，黨員人數由1937年初約4萬人發展到121萬人。抗戰結束時，人民軍隊由5萬多人發展為約132萬人和民兵260余萬人，根據地人口發展到近1億人。

3、持久戰、游擊戰的抗日軍事戰略方針，指明了方向和道路

毛澤東指出：“戰爭的勝負，主要地決定于作戰雙方的軍事、政治、經濟、自然諸條件，這是沒有問題的。然而不僅僅如此，還決定于作戰雙方主觀指導的能力。”抗日戰爭是一場弱國對強國的戰爭。如何預測戰爭的趨勢，實行什么戰略方針才能爭取抗戰勝利，這是中國抗戰領導者必須回答的又一個重要問題。

中國共產黨從抗戰大局和自身實際出發，采取持久戰的抗日戰略總方針，堅持動員和組織民眾，創建抗日根據地，壯大人民抗日力量，通過長期游擊戰爭從戰略上消耗敵人，逐步變敵強我弱的態勢為我強敵弱的態勢。1938年5月，毛澤東發表《論持久戰》，分析了中日之間相互矛盾的四個特點，深刻地論述抗日戰爭是持久戰，科學預見抗日戰爭將經過戰略防御、戰略相持、戰略反攻三階段，最后勝利屬于中國，批駁了“亡國論”“速勝論”；強調“兵民是勝利之本”，批判了脫離群眾的片面抗戰路線。同時，毛澤東還寫了《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強調抗日戰爭全過程中游擊戰的戰略地位。這些思想不僅科學指導了根據地的抗日斗爭，而且堅定了中國人民爭取抗戰勝利的信心，對全國戰略指導產生了積極影響。

為實現持久抗戰，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軍隊在日軍占領的廣大地區內，廣泛地發動、組織和武裝群眾，開展抗日游擊戰爭，組織抗日政權，經過艱苦卓絕的努力，開辟了20多塊抗日根據地，成為堅持抗戰和奪取抗日戰爭勝利的決定性因素。

4、堅持抗戰和社會變革同步同向，推動民主進程

抗日戰爭領導者能否科學明確各抗日階級在抗戰期間和抗戰勝利后的國家政權中的地位，領導人民大眾協同推進抗日戰爭與社會變革，是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實現持久抗戰的關鍵，直接關系抗日的直接動力和力量源泉。

中國共產黨堅持在抗戰中和抗戰勝利后建立由各抗日階級參與組成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性質的民主政權。《八一宣言》（1935.8）提出，要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愿意參加抗日的武裝部隊和社會各界人士，共同組織“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全中國統一的抗日聯軍”。瓦窯堡會議決議把自土地革命戰爭以來的“工農共和國”改為“人民共和國”，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得到更加強有力的政治保障。《中共中央關于抗日救亡運動的新形勢與民主共和國的決議》（1936.9），闡述了民主共和國的性質和政權組織形式、政綱、建立、奮斗目標等主張。全面抗戰開始后，在抗日根據地中共領導建立抗日民主政權，實行民主政治和改善人民生活。《新民主主義論》(1940年初)系統闡述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主張徹底改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形態，建立一個以“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為國體、以“民主集中制”為政體的“新民主主義共和國”，闡述了新民主主義政治、經濟和文化綱領，為中國未來發展指明了方向。在抗日根據地，共產黨領導實施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性質的系列政策：政治上，根據地抗日民主政權的人員構成實行“三三制”，對漢奸等實行專政；經濟上，實行地主減租減息、農民交租交息和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合理負擔的原則和政策，以調節各階級利益；文化上，大力發展民族科學大眾的文化，不斷提升人民素質。

1944年9月，在三屆三次國民參政會上，林伯渠代表共產黨正式提出廢除國民黨一黨專政，召開各黨派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1945年4月，毛澤東在黨的七大開幕詞《兩個中國之命運》中指出：“在中國人民面前擺著兩條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兩種中國之命運，光明的中國之命運和黑暗的中國之命運。”光明的中國，是“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富強的中國”，這是中國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國；黑暗的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貧弱的中國”，這是一個老中國。我們的任務，“就是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團結全國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在我們黨領導之下，為著打敗日本侵略者，建設一個光明的新中國，建設一個獨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統一的、富強的新中國而奮斗。我們應當用全力去爭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運，反對另外一種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運。”這些主張、政策、措施調動了人民參與抗戰的積極性，為爭取抗戰勝利提供了根本的社會支持力量。

（作者系國防科技大學軍政基礎教育學院教授）